书法之难无外乎草书。其难便在于书家对草书“法”与“意”天然、和谐的融合。当今草书或囿于二王之法，柔媚流俗不见新意，或流于明清之意，狂野粗俗失之法度。熊晋先生以章草为体，大草为势，古朴浑穆中彰显着狂率与洒脱，不窘时俗，时出新境。

熊晋先生祖乃巴蜀，生于三晋，长于三晋，既具巴蜀之旷达又有三晋之豪爽。他家学深厚，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以晚清民国“大海有真能容之理，明月以常不满为心”之联奉为人生箴言，强调先做人、再做事、进而再做艺术的人生理念，并以“海月楼”为斋号，时刻勉励践行。于书之道，他少承家学以唐楷为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后漫长岁月名师指授乃入门径。大学求学期间常遍访关外名家，于书法渐知门径。肄业归晋后于安徽曹宝麟先生函授求学于行书，后于三晋徐树文先生门下系统研习草书，由王觉斯、傅青主始得草书之规模，进而上追黄山谷、张长史、怀藏真，于草书之形质探大草之精神。而后又远赴蜀中伏于张景岳先生案前，上溯先秦钟鼎之文，下揽黄宾虹之意趣，受其点拨始习章草以求古拙厚重、宽博雄茂之气；并经京师崔胜辉先生系统指点主攻章草，其章草以海上王蘧常为师，夕惕不息，上溯《出师颂》《平复帖》《月仪帖》《急就章》，以及秦汉简牍草体，并以先秦钟鼎款识之文熔铸于笔墨之中，滋养书之精神，呈现浑朴古茂的风格面貌。熊晋常年游学拜访求教于全国名家，马世晓老先生、王厚祥先生、汪永江先生、李双阳先生等等，得书学门径初见规模。其大草得王铎之笔墨淋漓，张旭之率性通达，怀素之古雅浑穆，纵横洒脱中流露着一股淳朴沉静之气。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熊晋先生深知书外求书，以天地造化为师的道理。所以，他在步入书法之道初具形貌后，便走出书斋不再终日沉浸于古今法帖之中按部就班、亦步亦趋，游历于名山大川，探访古迹碑刻，体览山川之险，览名物之胜。“以天为徒”，在大自然中修养心性、开阔胸襟，体悟中国传统美学精神，在古迹碑刻中感受历史的沧桑与厚重，体察书法的源流与神韵。

然而，他对艺术的探索精神使他并没有将视野局限于一时一地。为不断提升自身对艺术的理解，寻求艺术创作的灵感，他多次赴日韩欧美参展交流，并游历之中，感受和体会异域的自然景观和文化艺术的风采与精神。当他走入古罗马竞技场、万神庙，穿过凯旋门，走进巴黎圣母院、卢浮宫，站在蒙娜丽莎的绘画、维纳斯和胜利女神的雕塑前，站在塞尚、马奈、凡高、毕加索的油画前，感受着古希腊罗马的静穆和高贵、中世纪的神秘、文艺复兴的浪漫以及美国现代、后现代的反叛。他在中西文化艺术的碰撞中，在古典与现代的冲突中，思考着自己的艺术创作。

熊晋先生凭借自己对艺术的体悟和思考，选择了在碑与帖、章草与大草章进行融合的艺术创作理路。他以情、远、和、力、简的五字创作理念，融碑之朴茂雄浑、帖之流丽，形成了章草为形、大草为势的草书创作新境界。其用笔不做提按之法，而以篆籀绞转古法为之，起笔多悬空藏锋而入，行笔沉实迅疾，收笔或戛然而止，或顺势挑出，笔势顺逆变换，横向张弛，线条浑厚苍润，质涩朴茂中不失率意灵巧；其结字化王蘧常之圆为方，兼取法陆士衡《平复帖》和敦煌、居延、武威等西北汉简草体，依笔势而赋形，或横向伸展、或纵向引带，上密下疏、左密右疏，疏可走马、密不透风，欹侧生姿而富于动态；章法上疏密对比、大小错落、轻重用余，在稳定的行轴线之中不失跌宕起伏，在以横向贯气的基础上不失纵向贯通，上下呼应气势畅达，其大字草书更多的融入大草之纵向体势，纵横洒脱，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形成了其古朴质拙、简静淡远的草书风格。

以理论指导创作，从创作中审视理论。熊晋先生在创作上能取得如此成绩，正是其长期进行理论思考的结果。他不仅在中国传统的艺术审美观念中提炼出了情、远、和、力、简的五字书法创作理念，而且对山西历代书法还进行了一定的梳理和考察，特别是对傅山书学思想及其行草书法的美学特征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

熊晋先生的书法已具面貌。观其书法，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精神，一个路径。这种精神告诉我们如何摆脱弊俗之风，这种路径则告诉我们怎样去寻找新的可能，并沿着这个路径去取得成功。

作者：冉令江，东南大学书法博士